陈瓘道：“学生不知。”
章越道：“我打算在京中办一场类似于‘石渠阁之议’或‘盐铁之议’这般。”
“讨论新政之后走向，必须在李宪献俘，西域使者进京朝贡之前。”
陈瓘略有所思。
章越道：“到时候我安排你与苏子由来替我出面，你与子由经义娴熟，又兼有地方理政经验，料想可以胜任！”
“是。”陈瓘领命。
章越道：“你或许也知道，如今国是大体还是沿着熙宁新政以后再走，但是此策无法长久。”
“国是国是就是‘举国称是’，你举在那边是没用的，陛下已有悔及熙宁之政的意思。而朝中似章惇，蒲宗孟仍是举着熙宁之政大旗，不肯改之分寸，若如此下去，新政必坏。”
陈瓘道：“学生以为熙宁新政乃王安石之法，但老师现宰执国家，是不可完全沿用熙宁之成法。”
章越点点头，陈瓘不愧是自己得意门生，一下明白自己的意思。
在经义上陈瓘是继承自己衣钵的人，同时另一个时空历史上他也是唯一一个将章惇怼得哑口无言，并主动认错的人。
章越以前用苏辙对付吕惠卿，今用陈瓘对付章惇，大体是这个思路。
自己若出面与章惇辩论不合乎礼法，毕竟自己是对方族弟，名分上没有弟弟教育哥哥的道理。
当然最重要的是担心自己辩不过。
章惇捍卫新法那个气势……啧啧啧……
连司马光元祐时与他辩论都要辩哭了，私下还找了苏轼与章惇说，大哥算了吧，朝堂上还是给我点面子。
章惇听了。
只是被贬出京时，不忘让司马光吃剑。
章越对陈瓘道：“天下之道理大体可以分为四家。”
陈瓘问道：“原先老师不是说，一条是自天理出，一条是自人情出。”
章越道：“不错，这是笼统的一分为二的说法，你觉得我与王舒公，苏子瞻，司马君实四人政见有何不同？”
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见就是南极和北极。
以攻党项而论，司马光认为根本打不赢，而且劳民伤财，对陕西和四川的民生以及对国家的财政是一个天大的负担，百姓都过得很苦。
而王安石主张打党项，主张攻下后，陕西和四川百姓就彻底松了一口气，朝廷也省了一大笔钱，从此百姓不要负担那么大。
再说你司马光不主张攻党项，党项就不来攻你吗？
王安石是从理性考虑，司马光从人情考虑。
就好比为了躺平，一个人认为我现在努力赚钱，以后就可以躺平，一个人认为我辛苦赚钱还不是为了躺平，索性直接烂摆到底。
那章越对新法的态度与王安石，章惇分歧在哪？
就是天理与人情必须结合。
他主张攻党项，这与王安石是一致的。但是他考虑到必须从实际出发。
很多人都是今天努力，明天就要看到成果的。
这如同读书一样，我为了考个好成绩，每天逼自己读十六个小时的书，如果想偷懒，就头悬梁锥刺股。
但是呢？太用力的人，往往坚持不了太久。
你王安石变法这么久，于国有利了，那么百姓呢？什么好处几乎都没有。
你要变法继续下去，必须让老百姓从变法中真正得到好处，取得了民心的拥护，才能让路继续走下去。
任何时候都要以民为政本。
离开了百姓的拥护，变法难以为继。一旦官家归天了，变法铁定要被废了。
办任何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。世上最难的事是坚持而不是努力。
好比一家人赚钱想买大房子，除了攒钱，也要时不时吃顿大餐犒劳犒劳自己。天天豆腐咸菜的，自己身体先垮了。结果你指责我总是浪费钱，延缓了买大房子的进度。
王安石和章惇的眼底，觉得你章越是打着新法的旗号，却干着反对新法的事。
章惇今日批评章越，对党项只知浅攻进筑，除了埋头修碉堡干基建啥都不会。你这样何年何月才能灭夏，朝廷花了那么多钱都你浪费了。
苏轼呢？
他没有支持新法和反对新法的念头，他的理论就是一事一理。任何事情都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，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点。
就好比武功最高的境界就是没有门派，有了门派就是落了下乘。
苏轼的问题是他把所有人想得和他一样聪明了。没有门派，没有旗号，你就没办法号召更多的人。
政治政治，说到底还是看那边人多势大。
章越对陈瓘道：“天下政事之分歧，大体就这四种，笼统言之便是这般。你切记，我与章子厚只争国是，没有私怨。”
陈瓘闻言道：“学生明白了。只是老师这条路不好走啊！”
章越点点头道：“是啊，所以注定有时候是要忍辱负重的。”
说到这里，章越起身道：“不过世上之事，就是目光在牛背，马儿射东风。”
“且由他们去说，只要你办成之后，便可反过来看他们笑话了。”
说到这里章越笑道：“但是那时候也觉得没什么必要了。”
ps本章思路来自金观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十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