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生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追忆，时不时相互补充、纠错，逐渐拼凑出昔日的画卷。
当年条件艰苦，大人们尚在战天斗地，同沙漠戈壁争夺生存空间，孩子们当然也是粗放生长。泥里爬沙里滚，无论男孩女孩，都以小小年纪能干农活为荣。至于读书写字？那是能换馍馍，还是能换肉？
他们的父母，绝大部分都是没读过书的“大老粗”。只知道识文断字是好事，却没办法给他们提供学习的条件。整个团场就一座六年制的完小，设在场部。各连队的孩子去上课，每天起早摸黑，跋涉个十几公里，不比父母上工轻松。
“我们那时候都讨厌上学，千辛万苦上一整天，赚不到吃赚不到喝，不划算。这也不能干，那也不能干，打个架还要挨批评，哪有在农场上干活自由快活。”孙国平笑着说，“就经常找借口请假，或者干脆逃学。”
“逃学是有技巧的。”另一个学生，六十三岁的李富强补充，“像我在外面野一天，回家时要么背一筐梭梭柴，要么打点野果子，捡点羊粪蛋子。这就是给家里干活了。我爸要抽我都下不去手，顶多骂几句。”
“我没这么多心眼子，所以挨的皮带多。”张守疆摇头苦笑，“挨打多了，大人也懒得管了，就觉得这娃的确不是读书的料，还不如留在家里干活。”
“女孩子读书的就更少了，那时候也没有义务教育的概念。”王丽说，“我爸妈算思想进步的，把我们三兄妹都送去上学。目标是我哥能读个初中，这样毕业可以进机械连，我和姐姐读到小学毕业，能读书看报，会加减乘除算账就好。”
就这样到了一九七二年的春天，李富强十一岁，张守疆、孙国平和王丽都是十岁。突然传来消息，四十五团开办了分场二小，他们要去离家更近的二小上学了。
二小也是六年制的完小，两栋土坯平房，东面是一二三年级的初级部，西面是四五六年级的高级部。校长姓叶，是个转业军人。还有四名教师，都是从各连队推荐的知青里挑选出来的。
“一听新学校的老师是城里来的知青，我们这些小孩就很激动。那时候都觉得知青很洋气，打扮好看，说话也文绉绉跟唱歌似的，会请我们小孩子吃糖，还会讲很多有意思的事。什么上海的马路又平又直可以溜冰，看个高楼会把帽子看掉，什么火车跑得比马还快，飞机又比火车快——”
孙国平摇摇头：“我们这群疆二代，从小生在戈壁滩上，没见过城里的东西，甚至从没听说过。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能坐一次火车，坐到乌鲁木齐去看一看。”
新老师从哪里来？会讲什么样的新奇事？又会不会请他们吃糖呢？不是团场小卖部里那种两分钱一包的薄荷硬糖，是城里才有的那种奶糖，又香又甜，还有漂亮的糖纸可以收藏。
开学第一天，这四个孩子坐在低年级部的教室里，满怀期待。
从没有装玻璃的窗洞看出去，胡杨树上挂了一面锣，叶校长拿个棒槌哐当哐当一敲，这就是上课了。
一个苗条的人影从胡杨树下经过，同叶校长点了点头，走进了他们的教室。
“这不是演出队的漂亮姐姐吗？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”王丽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