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倪女士讲的故事里，她的好友徐根娣是个纤弱腼腆的上海姑娘。现在姜南面前的徐英华老人，身板硬朗，落落大方，除了时不时跑出来嗲糯的上海腔，完全看不出任何“徐根娣”的痕迹。
“你这嗓门可比从前嘹亮多了，气质也大变样。不是看见嘴边这颗痣，我差点儿没敢认。”倪女士抓着老友的手，眼角笑纹堆积，又有泪光晶莹。
“在这里一待六十年，越长越像当地人。”徐英华说，“就是这口音改不了，他们从前叫我们上海鸭子，现在还是叫我上海阿妈。”
“上海鸭子？”姜南好奇，低声问旁边的刘姐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刘姐摇头：“我来得晚，也不晓得。”
“上海鸭子是兵团里的上海人的绰号。”霍雁行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了，低声解释，“开荒的时候又是沙漠，又是盐碱地，上海人爱干净，刚来的时候都是两只手把裤腿提起来走路，走起来又摇摇晃晃，看起来就像只鸭子。”
姜南想象着那幅画面，尤其把倪女士带入进去，不觉扑哧一笑。
那边倪女士正在关心老友的健康问题：“怎么不回上海？你的身子弱爱中暑，一直待在这里能吃得消？医疗条件也比不了上海。”
“几十年前的老黄历，侬还记得这么清楚做啥。”徐英华笑着推了她一把，“勿要只讲我，当年训练第一天就倒下的可不止我一个。侬伐记得了，是谁掉金豆豆吃连长批评的？”
在两个老太太你一言我一语中，姜南拼出了又一段往事。
当年可没有一马平川的公路，从大河沿坐卡车到阿克苏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戈壁滩上颠簸。徐根娣从小体质差，几乎颠掉半条命。倪爱莲是娇小姐，比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到了农一师一团，两百多上海支青先要进行三个月的集中训练。首先是思想学习和军训，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疆的特殊环境。这里和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，但兵团是按照北京时间作息，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。天没亮就要出门，晚上回来天也黑了，这叫“两个月亮一个太阳”。
适应得差不多了，就进行简单的生产劳动。男生跟着老战士去打田埂，女生在芦苇滩上跟着拖拉机，把翻出来的芦苇根和杂草捡起来，集中起来。一部分拉回团场当柴烧，剩下的晒干后就地烧了做灰肥。
这算是很轻松的劳动了。最难的不过是有些芦苇根扎得太深，拖拉机翻得不够，还需要人费力扯出来，否则很快又会有新的芦苇冒出头。
谁知劳动了一上午，徐根娣就中暑了。午饭的苞谷馍馍只啃了半个，吐了。只说了一句“头晕”，人就软绵绵倒在芦苇滩上不动弹。吓得其他上海姑娘尖叫，负责带队的排长飞快跑去找来卫生员。
卫生员一掰眼皮，一掐人中：“这是中暑了。起来多喝点水，吃点东西再休息。吃不下也得吃，不吃东西身体会垮掉的。”
看完了徐根娣，卫生员刚要走，就被倪爱莲叫住了：“我的手……”
宿年的芦苇根上长了许多硬节老须，很容易把人划伤。卫生员见得多了，不以为意，一边包扎，一边还调侃了两句上海小姑娘皮肤嫩，连血口子划得都比别人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