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南想了想，坎土曼的铁头形似铁锹，宽平微凹，的确可以当容器。
“可是……这不干净吧？”
“水渠里涮一涮，衣服擦一擦，不就干净了。炊事班的大锅就搁在地头，扛着坎土曼过去来一铲，再折两根芦苇杆子、梭梭草枝当筷子，就能开饭。吃完饭，赶紧继续干活。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”
倪女士语气平淡，甚至透着怀念，姜南却听得目瞪口呆。
这还是那个住在房车里，每天也必须梳头化妆，刷牙五分钟洗脸三遍，不允许车厢里出现异味的倪女士？
“真别说，用坎土曼吃饭怪香的。”杨文庆说，“我们小时候淘气也这么干过，从家里扛一把坎土曼，偷几个鸡蛋。暑假天，沙地里的沙子晒得滚烫，把坎土曼朝沙里一搁，等几分钟打个鸡蛋，刺啦刺啦的蛋就煎好了。”
七八岁的兵团娃娃，一边抢着吃太阳煎蛋，一边相互比谁挖的沙坑厉害。在幼小的心里，那不是沙坑，是水渠，是公路，是能一直修到北京的伟大工程。
他们学着他们的父辈、祖辈，一边在烈日下挥汗如雨，一边放声歌唱：“一根木棍，一块铁板，结构简单，用途广泛。它是军垦的武器……”
杨文庆兴致勃勃地唱起来，忽而旁边响起倪女士低低的和声：“它是我们野餐的饭碗。走出地窝子，挺进戈壁滩……”
高亢和低哑，两个声音汇成同一个洪亮的旋律：“向大漠进军，向荒原宣战。我们披荆斩棘，高举传统坎土曼，我们是一往无前的坎土曼兵团。”
姜南默默划动手机。偌大的互联网，搜不到这首《坎土曼之歌》的词曲作者，也搜不到准确的诞生时间，只知道这是一首兵团战士自编自唱的“年代流行曲。”
就是在这样的歌声里，杨小枪拿着坎土曼，打出了坎儿井，种出了一茬接一茬的小麦、高粱、蔬菜和葡萄。
但是干旱、盐碱和风沙实在可怕。第一年，绝大部分田地颗粒无收。直到第七年，尚有一半以上的田地绝收。这就是在戈壁滩上屯垦开荒的残酷现实。
只靠坎儿井的涓涓细流，护不住几千亩新开的田地，必须换种方式向天山“借水”。
1957年的十一月，杨小枪肩上扛着坎土曼，腰上别着十字镐，来到天山脚下开凿红星总干渠。
吐鲁番的冬天很少下雪，气温却能低到零下几十度，动辄十一二级的狂风能把人的耳朵冻掉。男同志开山挖渠，女同志就在戈壁滩捡卵石砌渠道。从冬天干到春天，每个人的手上都冻出了一道道血口子。
有关这段艰辛的回忆，杨文庆能说的不多，因为他老爹就很少提起。
他只知道，红星总干渠修了八年才基本完成。修到第三年的春天，渠道边举办了一场简单热闹的集体婚礼，他老娘李贵英和他老爹杨小枪是八对新人中的一对。
陕西妹子李贵英是妇女运输队的一员，高个子，大手大脚，能背一整筐石头上山铺渠。他们生的头两个孩子都夭折了，直到红星总干渠修成后，才养下了杨文庆的大姐，又在十二年后才有了杨文庆和他的小妹。
他还见过一件旧军装，右肩膀的位置叠了一层又一层补丁。这件旧衣和一双橡胶鞋垫，两枚奖章，一直被珍重地压在李桂英的“嫁妆箱子”底。
“那个不是鞋垫。”倪女士忽然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