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天后，高强又请假了。
其实高强并不算请假，他只是跟刘英武打了个招呼罢了，他是副所长，哪怕天天不上班，只要刘英武不说二话，他的考勤表肯定是满勤。
高强这次“请假”，是为接余洋母女俩进城的。
张春兰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要带女儿进城去！山里人，谁不想进城生活？城里的生活条件再苦，也比山里强得多。以前没那个命，可现在有高所长这个贵人相助，张春兰也就豁出去了，就算只是为了女儿，也得进城去。
于是，张春兰就先忙着把家里的事儿解决了，以前为了给老公治病，欠了亲戚们两千来块钱，被她还了，又把家里的地“租”给了余队长家，租金没要一分钱，只是让他家种着，偶尔给点时鲜农产尝尝鲜就行了，另外，家里那三间瓦房，以及大黄和一窝小狗全都托付给了余队长，张春兰还寻思着将来万一在城里过不下去，还得回来呢。
高强这次没开他的吉普，开了所里那辆桑塔纳，接了张春兰母女俩回到县城，高强先忙活着帮她们在工会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安顿下来，买了些锅碗瓢盆煤球炉之类的生活用品，又打了电话给老爸，说要介绍一个人进自家超市。
高卫东以为是高强在乡里的同事托关系帮亲戚找工作呢，这种人情往来必不可免，也没在意，只要干活踏实，多招个人也无所谓。
现在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和宣传，高卫东的超市已经风风火火的支起了摊子，租房合同早就签好了，小商户柜台也租出去了一多半，后面的超市区正在装修上货，正是缺人的时候，当天下午高强就带了张春兰去超市。
张春兰虽然是山窝里出来的，可她长得不寒碜，不然也不会生出余洋这样的凤凰妞了。只是她文化水平有点低，只上过几年小学，收银管账之类的活儿干不了，不过她手脚麻利，干些杂活倒是不成问题。本来干杂活儿一个月是五六百块钱的工资，可在高强的要求下，张春兰就挂了个后勤科长的虚职，一个月就多开了两百块钱——这点小钱高卫东高老板现在可看不眼里了，儿子的面子总得给的嘛。
现在在小县城里，一个月能拿七八百块钱也算中等收入了，张春兰租房加吃饭，一个月有三百块钱就能维持住，以后再给女儿上学寄一部分生活费，说不定还能有点富裕呢，她就非常知足了，对高强感激得不得了——要知道在山里，种地一年也不见得能收入两千块。
安顿了张春兰，高强又和老爸讨论了一番超市开业运营方面的问题。对于商品的选择高强没什么话语权，他也不懂。高强只强调了两点，一是服务人员对待顾客的态度问题。眼下的小县城里，这个问题基本没人关注过，那些打工的小年轻们哪儿知道什么是礼貌？顾客可不是上帝，顾客就是他们横鼻子竖眼的对象！
第二就是宣传问题，在新世纪，做生意靠的不是物美价廉，靠的是广告攻势，王婆卖个瓜还要自卖自夸呢，咱开超市就要把宣传做得每个申城人只要想买东西，就首先想到去“卫东超市”！
高卫东对儿子提出这两点深以为然，广告的效力他已经见到了，要不是这一段铺天盖地的广告，那些柜台哪儿能租出去？哪儿能租那么贵？对待顾客的态度问题，高卫东也很是认同，只是县城的员工素质普遍都比较低，看来回头得好好培训培训才行。
忙活完家里的事儿，第二天高强带着余洋，直接就开着桑塔纳去省城了。
没办法啊，省里高强可没什么熟人——虽然他倒是结实了韩怡那帮大衙内，可为了余洋上学这点小事儿，实在不好意思去麻烦人家，再说了，自从韩怡等人回去后，高强就没再跟他们联系，指不定人家已经把咱给忘了呢。
所以高强就决定，还是亲自送余洋去省城好了，不就是报到晚了个把月嘛，花点钱不就摆平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