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整理了身上的衣服，谭元凯这才带着点回忆继续说道：“当时，我也是少年心性。只想着穿着这一身出门，应该能体面一点。可因为不合身的缘故，被人笑了几次也就不愿意再穿了。
只不过这件衣服的料子是毛呢的，在当时算是高档货，自然就舍不得扔了。于是这件衣服也就放进樟木箱子里，一直这么放着。
后来，我被临时调到京城工作。收拾行李时，那个樟木箱子因为太重，没办法带走。想想很快就回来了，也就这么扔在申城的宿舍里。
结果没想到，我到了京城后会发生那么多事。很快，我就被直接押往劳改农场进行改造。那时我正处于风口浪尖，家里人也都跟着我倒了霉。
家人都被带去隔离审查，我们一家暂住的地方更是直接被抄了家。家里有用的东西被直接拿走，没用的则一把火全烧掉。就连申城宿舍里的那些东西，都没有能幸免。
那个樟木箱子里，装的都是些旧衣服，旧毛线等不值钱的东西。那些人，在翻找一番无果后，也就把樟木箱抬到大门口，准备一把火全部烧掉。
当时那个箱子，已经被人大卸了八块。包括这件中山装在内的旧衣服，更是直接散落在地上。师兄自然是一眼看到了，我的这件衣服。主要也是因为。他对这件衣服还是记忆犹新的。
眼看着，所有东西都要被烧掉了。师兄也是不忍，也就出面和那帮人说了些好话。在付出一包烟的代价后，也就留下了这件衣服。
从此，这件衣服就被师兄给保存起来了。只不过这一保存，就保存了十来年。等时间到了八十年代，我的历史问题才被说清楚了。头上的帽子终于没有了。我才得以回到了申城。
只不过当时被人刁难，没办法办理证明材料，也就成了黑人黑户。当时我在申城是没有房子，没有户口，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。
每天晚上，只能栖身在一些单位的门廊下过夜。因此，时常被人当成是盲流而被强行带走。后来在街道的帮助下，我才得以租了一户人家的灶批间。
从此那八个平方米的小屋，也就成了我在申城的家。自己混成这样，我自然是羞于和故人联系了。每天就在城隍庙里，帮着人家写写画画来混口饭吃。
后来，师兄打听到我的消息，也就跑到城隍庙来找我。当他把这件中山装重新交给我时，我的心像是被刀割了一样痛。我的生活，就因为讲了几句实话给毁了。这件衣服，也是我从前生活的唯一印记。
为了心中那点所谓的自尊心，我果断的收下了这件中山装，却谢绝了他帮我安排工作的好意。甚至从此以后，我跟他断了所有的联系。
在劳改农场时，我好歹还能吃一口饱饭。可回到申城后，我发现有时候想吃一口饱饭也是一种奢望。靠打零工赚取的那一点微薄的收入，去掉房租和一些必要的生活开销就所剩无几了。